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花儿，作为一种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演变着，它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青海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尤其，2009年花儿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乡村田野进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西北大地遍地开花，并在诸多文化业态中独占鳌头，成为一种大众主流文化，这是花儿之幸，是人民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一
长期以来，花儿深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视唱花儿为一件最不光彩的事情，将其称之为“野曲”，一直藏在深山中，停留在“民间封闭状态”，难登大雅之堂，很难有所突破，也很难有所作为。不管是歌手，还是创作、研究人员，都无奈地扮演着“业余爱好者”的角色，社会严重缺乏系统的延展性和开拓性，进而直接影响了花儿的传承发展。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所改观，开始认识到花儿在地域文化圈中的地位，青海花儿在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也相应有了一些突破，出现了像朱仲禄一样集挖掘、整理、传唱、研究为一身的集大成者，在他七十多年的花儿演唱生涯中，编创了一千余首花儿，其《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平川》《下四川》等，至今成为花儿史上的经典作品，而难以超越。进入九十年代，原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青海花儿艺术团应运而生，多年来，艺术团足迹遍及青海的山山水水和甘肃临夏等地，曾获国家乌兰牧骑艺术团称号，为花儿艺术的传承与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北各省由于自身在文化品牌打造上的种种需求和目的，文化界有了“花儿品牌在宁夏”、“花儿研究在甘肃”、“花儿演唱在青海”的争论。各省为树立当地文化品牌，纷纷将眼光放在散发泥土气息的本土文化——花儿艺术上，因而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对花儿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想象，以至于一段时期内在省外有了花儿是“宁夏民歌”、“回族民歌”的论断。甘肃省顺势也把花儿写进小学课本、请进了大学讲堂，他们甚至把《花儿与少年》的知识产权注册到了他们的名下。一时间，在“花儿的起源”、“花儿的故乡”等问题上各省大做文章，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而在青海，花儿虽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民族风俗、宗教习惯、歌手素质、观众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花儿的发展道路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很不平坦，再加上花儿歌手的良莠不齐，观众层次混杂，使花儿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严重阻碍了花儿在青海的发展与壮大。在青海民间，花儿依然只是以一种“野曲”的名分，偷偷填补着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点娱乐情趣；在社会上，青海花儿始终徘徊在青海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难成气候。因此，有青海花儿人概言，如果我们再不奋起追赶，过不了几年,花儿将真的与青海无缘了。
二
几百年来，世居我省的汉、藏、土、回、撒拉、东乡等民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他们在多年的相互交融、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独具特色和自成体系的多种不同的花儿唱法和花儿调令。据不完全统计，流布青海地区的花儿曲令达250余种之多，尤其“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下四川”、“雪白的鸽子”等经典曲令家喻户晓，而土族的“梁梁上浪来”、“黄花儿姐”、“杨柳姐”等花儿曲令音域宽广、旋律起伏频繁，自由辽阔；撒拉族的“孟达”、“三花草”、“清”令、“三起三落”等花儿曲令高亢明亮，自由奔放。这是西北任何省份和地区都无法争夺的历史事实。如何将这一宝贵的花儿文化资源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的问题迫在眉睫。进入新世纪以来，青海省政府及文化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打造花儿品牌在青海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他们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奋起直追，利用我省独一无二的花儿资源优势，积极打造青海花儿品牌，经过我省文化部门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花儿的传唱、创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青海花儿得到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呈现出了以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举，理论研究和演唱实践结合的新局面。
近年来，青海省花儿创作、研究、演唱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花儿人才辈出,曲令风格多样，花儿地方和民族特色,逐步得到彰显，从形式到内容，从成果到阵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引起了省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挖掘、整理、传承好花儿艺术的同时如何将花儿创新发展，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颜宗成对此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汗水。2004年他和他的团队精心策划、倾力打造的西宁凤凰山“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充分发挥出中心城市向全省示范、引领和辐射的作用，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成为西北诸多花儿演唱活动中参加歌手最多、演唱曲令最多、演唱水准最高、规模最大、人气最旺、最具影响力的花儿演唱活动，获国家群星杯组织奖，可以说是青海花儿创新发展的里程碑，为花儿艺术的繁荣发展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近百万群众参与活动，规模空前，成为青海省优秀的文化品牌和人民的节日，在西北乃至国内久负盛名，先后推出了苏平、马明山、张存秀、索南孙斌、杨全旭、才仁卓玛、彭措卓玛、汪黎英、向国安、双虎妹等一大批有实力的花儿歌手。2006年我省以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儿会”为代表的四大花儿会也相继顺利入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我省花儿艺术保护传承成果的肯定，也是对花儿创新发展的期望。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河湟地区的花儿演唱活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空前兴盛，遍地开花，除凤凰山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和我省四大花儿会之外，各地每年举办的大小花儿演唱会达百处，也相继成立了“青海红兴花儿艺术团”、“互助县白毡帽花儿艺术团”、“互助县丹麻土族农民花儿艺术团”、“西宁百姓大舞台花儿艺术团”、“大音花儿合唱团”等数十个花儿团队，它们在传唱发展花儿艺术、活跃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带动了各地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快速崛起。
三
随之，花儿的创作研究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花儿的歌词创作也进入一些文人的视野。于是乎，有文人兴趣十足地投入到了花儿的歌词创作之中，花儿创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无疑，这对花儿的创新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就此，青海省在一些文人的参与下，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老、中、青花儿歌词创作者，如：井石、冶进元、滕晓天、蔡钰、一凡等人不胜枚举，他们推陈出新，摈弃传统花儿歌词中的糟粕，积极反映健康向上，讴歌时代，讴歌社会的内容，给花儿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给花儿的歌词创新带来了“新鲜血液”。这是好事，问题是随着政府对花儿重视力度的不断加大和花儿传唱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在民间也相继有很多人一哄而上，参与并加入到花儿的歌词创作和研究行列之中。这些人在花儿的歌词创作上始终秉承一些文人崇奉的“花儿歌词创作须讲究韵”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一味追求花儿的“韵”，而忽视了花儿的比兴和整体意境，顾此失彼，其词脱离了花儿口语化、百姓化、大众化的语言特色，既不像花儿又不像诗歌，与一些传统花儿歌词的意境美和韵味美相比差之甚远。当然，他们在花儿的用词上，的确要比一些民间花儿歌手的即兴创作讲究得多，他们标新立异，创作的花儿歌词看似有新意、有时代感，但在文化、历史、民族等等元素的运用以及花儿歌词本体意境的表达上，只是“蜻蜓点水”，对于花儿的创新发展而言，似乎是不大关联。
而今，以花儿的名义冠以名目繁多的“花儿创作群”、“花儿研究群”和花儿网站等，在网上日渐增多，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花儿群仅仅在青海就有二三百之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无疑对传播花儿，促进花儿的普及与传唱，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网上一些花儿创作的范围，也仅仅停留在某些社会闲散人等层面上，由于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他们即便想创作一首好的歌词，也是望“花”兴叹。
花儿的研究也紧跟时代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再上新台阶。纵观花儿的渊源曾有学者提出“吴歌说”，认为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朱明王朝大肆移民，以南京朱家巷为代表的吴人被迁向西北，移居青海。吴人来，吴歌也随之而来。江南的花儿遂也成了西北的花儿；还有花儿起源于男女青年的“情歌说”，认为花儿属于民歌中最纯真、最优美的部分，表达率直、自由等等。近年来，也先后有赵宗福、罗耀南、颜宗成、滕晓天、李养峰、李少白、杨生顺、一凡、马得林等业内专家学者出版了《青海花儿大典》《青海花儿论集》(一、二、三、四)《青海花儿新篇》《青海花儿选》《青海花儿创作歌曲集》《花儿春秋》《青海花儿艺术志》《花儿词话》《青海花儿话青海》《河湟花儿大全》《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百首花儿漫大通》等著作，以及音像制品300余个品种等卓有成效的创作、研究成果，填补了我省花儿创作、研究的空白，是空前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同时，花儿的舞台剧创作也呈现出高端化和多元化，政府先后投资打造了花儿音画诗剧《雪白的鸽子》青海经典花儿歌舞诗《山水相依花儿情》花儿歌舞剧《马五与尕豆》花儿风情剧《六月六》等，这一切无不给人带来了花儿新的艺术冲击和感染力。
四
尽管，花儿的起源及历史等研究，说法各异，但这都不能改变花儿已经稳固、长期根植于青海广大人民心里，且生根发芽，并将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花儿的创作研究，就是要为歌手所用、政府所纳，为政府、文化部门更好地创新发展花儿提供实践依据和应用指南。如今青海花儿的春天已经来临，发展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样一个“花开盛世”的大好局面，我们创作研究的成果还不能为花儿的传承与实践提供一丁点实用价值，那创作研究岂不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花儿的整体结构、句子节奏、韵律都是很别致独特的。如扇面对结构，单、双字尾的交叉使用，交韵、复韵的大量使用等等，除了与《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以及之后个别诗词有些相同之处外，在古今民族中是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花儿特殊的艺术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要创作研究好花儿，须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脱离人民和实用的创作研究将是“画蛇添足”。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是花儿最初的直接创作者，也是最大的受众群体，花儿的创作最终要经过歌手的演唱，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才能回归民间、回归大众、回馈人民，如果在花儿歌词的创作上一味讲究韵，而去堆积一些脱离百姓语言的生疏、华丽辞藻，这样的花儿老百姓真正能有几人听懂？相反一些老花儿歌手上台即兴编创的花儿，即便不那么押韵，但其贴近老百姓生活、比兴喜闻乐见、语言通俗易懂，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我们不反对花儿创作讲究韵，也不反对花儿研究的学术性，但不能一味地讲“韵”而脱离花儿的受众群体和花儿所体现的本体意境，以及一直无休止地探寻花儿的历史而对花儿的创新与发展丝毫没有实用价值的学术研究，那花儿的创作研究也就适得其反，多此一举了。
人民群众不仅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花儿的创作研究，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老百姓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内容新鲜、形式多样方面，要通过花儿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让他们共享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传唱者、创作者和研究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鲁占奎）
